“我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不是观察家，不是实验家，也不是思想家。我只是具有一种征服者（conquistador）的气质——如果更通俗易懂一点，就是一个冒险家——充满好奇、大胆，还有属于这类人物的那种韧性。”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传序
节选
弗洛伊德作为一个个体带着特殊意义站在我们眼前时，可以说现代再没有哪个伟大的人物能够凭借其不断发展的观点和气质，与他一样光彩夺目了。
在一切与人类本质及命运相关的智力学科中，没有人能够绕过精神分析的影响。它的概念在大众思想中已经扎稳脚跟，尽管往往有些粗糙甚至有时略显变态，精神分析不仅仅是一个新词汇，更是一种全新的判断模式。
对于这位为我们的心理习惯带来如此深刻而普遍改变的人物，我们对他怀有不可抗拒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因为弗洛伊德的观点影响了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的方式，也是因为这些说法大多都是以一种非常激烈的个人方式被体验到的。
弗洛伊德人生中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实，就是他早年的成功梦实现得相对较晚，他非凡的能力直到中年才逐渐显现出来。这在天才传记中不是很常见。弗洛伊德在年轻的时代无疑已经表现出其独特的思维和性格特点，这使得他的朋友和师长们都对他未来的成就抱有较大期望，因为他专业能力十分突出。但是根据弗洛伊德年轻时给出的证据表明，没有人被迫去预言他将来的卓越成就。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成就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即便弗洛伊德早期科学工作中表现出的最佳状态，也无法与其最终的成就相匹敌。如果我们把伊丽莎白冯R小姐（ElisabethVonR）的案例视为弗洛伊德成就的第一个迹象的话，我们暂且将这个案例的起始日期定为年（不太确定），那么使弗洛伊德功成名就的事业便是直到36岁那年才开始起航。
姗姗来迟的成就使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弗洛伊德的智性成就有多少需要被同时视作一种道义上的成就。这里有两件不得不说的事。其一是我们必须提到中年人的勇气问题，当他面临家庭的责任，并非常传统地坚信自己必须担负起这份责任时，他为了理论而冒险，提出一种令其职业生涯中所有前辈深恶痛绝的观点。他所谴责的不仅是备受尊敬的道德基石，尽管非常令人信服，同时也是知识的根基——弗洛伊德的观点挑战了德国医学界已取得巨大进展所凭借的科学假设。
对赫尔姆霍兹学派的人来说，思想（mind）——不是大脑，也不是神经系统——其本身就是造成自身失调的原因，甚至是身体机能紊乱的原因，这种看法比学术上的异端更为糟糕：这是一种亵渎。弗洛伊德正是在这些人的传统中接受了科学训练，他原本被寄予厚望将其装点和继承。事实上他从未完全否定它，因为他肯定它的决定论部分而否定其唯物主义精神，但是他所否定的方面激起了一场愤怒的暴风雨，他用极其从容和冷静的态度直面风暴。
通过弗洛伊德成就的道义性质，我想说的另一件事是他的智力禀赋。对此他从不满意。他想象自己面对上帝时可能会向他抱怨没能给予自己“更好的头脑武装”。他对自身智力特点的评估之一是众所周知的：“我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不是观察家，不是实验家，也不是思想家。我只是具有一种征服者（conquistador）的气质——如果更通俗易懂一点，就是一个冒险家——充满好奇、大胆，还有属于这类人物的那种韧性。”弗洛伊德对自己智力的低估可能令我们觉得好笑，假如我们无法理解他的话，可能还会觉得他这是一种虚伪的过度谦虚。然而弗洛伊德描述的正是事实。
今天看来，不论他业已成熟的思想可以如何证明他智力上的成就，这些想法在当初刚刚被提出时，他并不觉得这是多么聪明的看法；这种感觉需要相当多的耐心，对事实的绝对忠诚和坚持。骄傲，这个词在其正面的意义上可谓弗洛伊德身上的一种突出气质。但是他在通往最终发现的道路上，走得勇敢而谦逊。科学家确实经常故意谦虚，但事实上弗洛伊德不仅向困难，同时向整个人类奉献了自身。这意味着令人恶心的，或者说遭到道德排斥的，甚至是亲自上阵的那种奉献。这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才智，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当弗洛伊德意识到病人所谓的童年时期遭受的性暴行都是谎言以后，意味着早期他基于这些故事得出的所有理论都必须被丢弃。这是那种能够控制某些事物的才智，超越了对欺骗的愤怒和对前功尽弃的懊恼。他没有去质问为什么所有病人都撒了同样的谎，他决定不去把它称为谎言，而是视作一种幻想，找出其中的原因，并创立了婴儿性欲理论。比才智更值得称道的是他还对自己的潜意识进行了重要分析。
弗洛伊德迟到的起步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我们所发现的大部分传奇品质都是来源于此。因为他充满创造力的时期始于他成熟的岁月，因为他的思想必须慢慢发展，因为他必须保护它们免于世界的敌意，甚至是他助手们那些令人无法接受的修正，他的中年生活被赋予一种更为明显的英雄主义力量，和更为明晰的表述能力，比他晚年成熟时期更突出。在中年岁月里，他没有向时间投降，年轻时代的那些冒险和严格要求自己的浪漫情怀丝毫没有减退；如果有变化的话，那么就是这些情怀变得更加激烈和炽热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弗洛伊德感到力不从心，他常常说自己的能力在衰减，他越来越被死亡的问题困扰，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thePleasurePrinciple）中清晰无疑地表达出来了。但是阅读他的书信或详细探索他的生活的人们必须看到，弗洛伊德的核心能力减少得多么微小，他几乎不允许死亡侵袭自己。不只是因为弗洛伊德70岁时仍然可以在《禁忌、症状和焦虑》（Inhibitions,Symptoms,andAnxiety）中对神经症理论进行激进的修正（在美国出版时的题目是论焦虑问题：TheProblemofAnxiety），更在于他所有人际关系仍然处于非常重要的阶段，包括一个多年以来许多人都很难维护好的——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当桑德尔费伦齐（SandorFerenczi）坚持比较弗洛伊德与歌德之间的相似性时，弗洛伊德先是开了个玩笑，然后尖刻地批评了这种比较。但费伦齐的这种比较至少在一个方面是准确的，即弗洛伊德与歌德一样，都有能力在青年过后仍然长期保持着一种直接的、健康而富有创造力的兴趣。我们甚至在他疲倦和绝望的表达中也能感受到这种能力。
这一点即使在弗洛伊德晚年时期也未减退，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仍可能充分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与他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这是一个充满悬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