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潮/文在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动力学研究方面，童俊是一枝独秀的先行者。在她的文章《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里面，提出了好几个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案例。大多数案例的陈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粘附性认同的典型特点：如缺乏自主的价值判断，依附于权威；表面上社会适应良好，但是实际上存在人际关系的困难；对分离无法忍受或过度冷漠；替代性接触方式，特别是饶舌。（这最后一点是我从参加童俊的案例讨论会和督导中体会出来的。）这里借花献佛，举个文中G先生的例子。(童俊，b)G先生介绍完自己的一般情况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不要把我当作一般的商人，我是儒商。我一直准备考研究生的，总是成堆的事情。”这便是他的自我表象，在他看来，他区别于别人的价值在于它符合儒家的理想人格——“儒商”，而不是人本主义式的那种个人主义的陈述，“你的价值就在于你是个人，正因为你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人，所以你有价值。”他的价值就在于“读书破万卷”。但是他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是没有时间读书的，他也并不具备所谓同样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存在主义价值观的陈述，“我的生命就在于我活在此时此地。”接着他说，“但我读了不少书。这一次如果你将我的心理问题解决了，我就去武大或华工读读书。也想去美国看看，能有机会学习一下最好，觉得老是这样活着没意思，有钱有什么用，我又不像那些赚了钱但没文化的家伙，吃喝嫖赌样样干尽。我绝不会干这些事。我经常在反省自己，像孔子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今年我还通过报社资助了两名贫困大学生，都是名牌大学，我是通过资助人来自我实现。但我总是觉得静不下来，不知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里是典型价值观外化的陈述，他绝不会干“这些事”，并不是由于他内在道德要求和兴趣取向而拒绝吃喝嫖赌这些事情，更不是由于超越的需要。而只是因为他需要依附于一个外在的权威（孔子）的训诫，而这个外在权威的训诫和要求（修齐治平）并没有成为他内心的自我理想或者超我，就像梁漱溟那样，而只是漂浮在他的身体之外的一条交通规则罢了。当我们实践自我理想的要求时，会感到激励和壮志，面对超我的要求的时，会感到羞耻和压抑。而他在表述了自己的生活模式符合儒家的训诫要求后，这两种感觉都没有，他的感觉是“觉得静不下来，不知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接着G看到了治疗师办公桌上的烟具，说：“还有人在你这儿吸烟？我不吸烟，我觉得吸烟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所为。”
再一次，他对吸烟的厌恶不是来自于他本身觉得吸烟有害等等常见原因，而是来自于一个有教养的人对一个没教养的人的歧视。吸烟在G先生心里，和健康、身体这些概念没什么关系，而是和“别人”对这种行为赞成与否有关。如果有一天世风颠覆，吸烟成为贵族的象征，我估计他会毫不犹豫地吸烟。除了“缺乏独立自主的价值体系，依附于外在权威”这条核心标准外，G先生也符合其他几条粘附性认同的标准。
“表面上绝大部分时间社会适应良好，但是实际上存在人际关系的困难”——他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但是实际上他和妻子、女儿之间缺乏基本的情感交流，甚至从来不抱女儿。
“替代性接触方式”——他的替代性接触方式很有中国式功利的特点，用钱买关系。正如他说的，“家庭内很少交流，没有亲情，现在表达亲情的唯一方式就是钱。”
“对分离无法忍受或过度冷漠”——这一点在文章中没有看到。但是他进入治疗室不久，就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问题，粘附性认同的他人中心和自恋自我中心是怎么统一起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一个自恋者的“我”。自恋者的确爱他们的自我，可是这个自我不是“我”。自恋者爱着“我”，可是这个“我”不是我眼中的我，我的眼中根本没有我，而且，连那个看着我的“我”有没有都还是个问题。他们爱上的是那个“别人眼中的我”。自恋者的心中有一条信念，“（我）要爱那个人人都爱的我。”这条潜意识的规矩经由投射性认同逐渐演变成了，“人人都要爱我。”
换句话说，自恋者爱着的是一个不存在的“我”。所谓假自我。正如科胡特所言，自恋者是悲剧人物，他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悲哀。他除了在乎他人、社会的评价外，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由于既不能感受自己、也不能感受他人而成为真正精神上的孤独者。这种精神的孤独不同于存在主义者的“旷野呼告”，——那一片苍茫之中是有个明确的、孤独的“我”的声音存在——而是在于置身喧闹的城市，“我”想要呼叫，却发觉自己失语，即便偶尔几声呀呀作响，也立即被集体的喧嚣彻底淹没。科胡特认为“环境必须提供给人必须的经验，让一个孩子成长不光是作为一个人，而且要感觉到是个人”。[童俊，a,b]这是典型的西方立场，中国的人际矩阵中，唯一的解脱之道便是释迦牟尼式的“涅磐寂静”，而不是海德格尔那样地走上个体化的回家的路。科胡特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者的客体关系模式是一体化的自我客体关系(self-object)，即患者们将客体当作一个从属于自己的个体，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份。这种人际关系表现为严重的自我界限混乱或没有自我界限。其实，在中国也许在这种客体关系模式中更为特征性的东西是——主体自我的极度压缩或缺乏，而被一个文化赋予的神性自我而代替。在这方面OttoKernberg的观点更适合描述中国人的特点，他认为自恋人格的中心问题与认同模糊有关。患者们表面上只爱自己不爱别人,但事实上他们爱自己像他们爱别人一样的无能。根据查尔斯?库利等人的理论。童俊提出了儒家文化在建构自恋人格障碍中的4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圣贤人格”的过分崇尚理性导致过分理想化与权威崇拜；第二，“人人关系”导致“自我客体”式的人际关系网；第三，“为已之学”导致缺乏共情的能力；第四，“修齐治平”与“人人关系”导致过分在意外在评价。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圣贤人格”，“人人关系”，“为已之学”，“修齐治平”是通过什么机制导致了过分理想化与权威崇拜，导致了“自我客体”式的人际关系网，导致了缺乏共情的能力，导致了过分在意外在评价？在原文中在论及家庭的作用时，已经隐约谈到了这一点，——这个机制便是认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诸多认同形式中，究竟哪一种或者哪几种造成了什么样的人格形态？这个问题也许需要几代中国学人的不断探索。并不是本文作者意趣所在。我更感兴趣的提出的是最近看到的两个非精神科专业人员的描述性研究，它们一方面印证了上述看法，另一方面是其他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更多启示。
一个是历史学家孙隆基的研究，他谈到中国人的人格基本单位其实不是美国那种的“个体”，而是“二人关系”。而造成二人关系的文化心理构造机制包括了口欲期的固着，自我的非组织化，母胎化，他制他律等等。最终造成的情形是，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造成的结果是普通大众的自我极度压缩，而少数人的自我极度扩张。而这些自我压缩的人往往是需要保持对少数自我扩张的人的从身体到心理的依附。（孙隆基，a，b）换句话说，自我压缩者必须对自我扩张者保持粘附性认同或者投射性认同，要不然活不下去。孙隆基的研究最有启示意义的是，他看到了道家文化在人格设计中的作用。在这方面以前我们看到更多是道家和儒家的冲突和互补，却没有看到它们其实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儒家和道家都讲究“柔”，“弱”。儒家要求人们把自己放到“人人关系”（仁）中定位，道家教会人们如何利用这种“人人关系”给自己带来好处——“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欤?故能成其私。”；孔子教人孝，“父母在，不远游”，老子教人作婴儿，别说游，走都要父母扶；孔子教人忠，老子阐述制造忠臣的机制——“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无知无欲趴在地上的孩子时最好管理的。孔子老子一联合，中国人想要不用粘附性认同都难。 另外一个研究也是美籍华人作的，名字叫做“流心（XinLiu）”,是个人类学家，研究的名字叫做《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她注意到了现代中国的一个现象，即一个人随着职业的改变，人格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短短几年间一个物理学家变成了商人，随之而来的却是这个人的自我发生了改变，她把这种人格的断裂称为“自我的他性”。流心的论述中有两个方面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第一，钱对于自我的作用。借助钱，中国的事物秩序和话语表层发生了重新创建，这必将影响国人的自我；第二，借助McTaggart的时间认知模式理论，她发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就是从传统中国，到革命时期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时间认知模式发生了变化，A系列变成了B系列。（流心，）可惜她没有进一步阐述，而且现代中国究竟是不是B系列为主还值得商榷。但是有一个是要提出读者们注意的，A系列便是线性时间感，而B系列和粘附性认同是紧密联系的。按她的理论推论出来，某些中国人的认同模式正在向粘附性认同转化？这和我的观察恰恰相反，我是发觉中国人越来越有自我，特别是年轻一代，虽然患者中粘附性认同者很多。这也许和我们面对的人群不同有关。童俊比鲁迅更能够欣赏传统文化一些，所以在文章中不但没有号召国人推翻传统，反而说，“我们不可能将我们的文化抛弃。但是，它正在经历着激烈的认同危机。……这种危机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很大创伤，也可以使人变得更成熟，更深沉，更有自信。诚然，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历这种认同危机，要达到文化认同还须我们对传统进行自觉的，群体的，同时又是批判的继承和创造。”接着，富有人文精神的童医生给儒家文化开了个药方，有三味药：
第一，在家庭互动中客观地看待人性，即少点说教多点爱，承认本能不要太理性，第二，建立自我界限；第三，培养共情能力。这三味药中第一和第三我都觉得没什么，特别第三味，其实和“仁”在本质上是可以沟通的。
就这第二味药“建立自我界限”让我怀疑童医生是不是救人心切，下药猛了些？这相当于叫中国人的认同模式飞快地跑过粘附性认同，投射性认同，自恋认同，进入自我-超我认同，乃至同一性认同阶段，换句话说，重新设计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是，开药容易煎药难，这药的火候不太容易掌握。“建立自我界限”这味药究竟该怎么用？这里我们终于涉及到了临床工作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临床上该怎么处理粘附性认同？
粘附性认同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心理治疗
4.1治疗关系和技术 Meltzer谈到粘附性认同的临床处理，诀窍就是一个字——等！
他提到，粘附性认同应该被看作是结构的缺陷。以前很多人把粘附性认同看作是负性治疗反应，其实是错误的。
和粘附性认同者作治疗，治疗师首先要学会为这些病人“担心”，他们自己不会主动要求治疗师
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要充分学会如何容纳（containment）患者,不要奢望治疗会很快有疗效。
首先，患者们必须发展出一个能够“装得下”东西的内在客体。这个客体里面是没有漏洞的。患者们很难发展出这么一个客体，因为他们自己是有漏洞的，而很难装下什么东西。
所以要等待漏洞的修复。
治疗师必须耐心地等待，等待某些东西慢慢积累，如起锈或腐蚀，而不是简单地把洞堵起来。就像水箱生锈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漏水一样。
Meltzer的“等字诀”看起来很美，可是有点口号主义的嫌疑。
就像我们经常听到被督导者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回答的往往都是几个口号，——倾听！共情！接纳！
包括现在的这个“等”。
但是很多治疗师的关键就在于等不了。
对此回答也很明确，“等不了是治疗师自己出了问题，要去做个人分析。”
这当然也没错。
唯一的困难——至少对本人来说——就是钱了。我认真计算过做三年标准的个人分析的费用，结论是家里没有万的闲散存款，还是带病坚持工作的好。边工作边想办法生产自救。 自救的一个方法是反思。
接下来就简要总结一下我们在临床上处理具有中国特色的粘附性认同的一些感想、经验和教训。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参医院的督导会和武汉心理治疗师协会督导会和临床演讲的体验。 在此之前为避免误会，虽然文章中有很多其他治疗师的经验，但是这些说法不免带上我个人的风格。以下的说法我觉得适用于我个人的。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其他同行。 首先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个人的治疗风格。
我在做个别治疗的时候是整合取向的风格。
在案例的假设方面，我多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在治疗关系的架构和处理上，也是以动力学（包括存在-人本主义）的理解为主，但是处理次级获益时，会借鉴系统治疗的某些提问技术。在具体的症状的处理上，会根据评估和循证医学的结果，选择认知-行为的技术或者动力学的技术，碰到恐惧症的时候，尤其是死亡恐惧的时候，偶尔会有存在主义治疗的一些技术。而具体地应用治疗技术过程中的认识论，则是系统式的。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人本主义，我更多把它看作治疗师的个人修养和最基本的为人道德，接近于个人信念体系。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人本主义情怀的人怎么可能要跑来做治疗师？如果不是被所谓赚大钱的宣传误导的话。
所以我不认为人本主义是种技术——虽然它可以技术化地表达出来——而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对人的基本态度。一个人和人交往，可能会耍心眼，但是没有最起码的理解、尊重，和最低限度的诚实，别说做治疗师，做任何职业都会很困难。
至于做家庭治疗的时候，我的取向是系统式的，但是我对系统家庭治疗的理解是广义的，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整合式、开放式的治疗框架，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和某些派别对立的派别。我倾向于把系统式个别治疗当作“治疗中的治疗”，其实它是一个整合的基础框架。所以我无法理解系统式治疗怎么能够和其他治疗流派发生冲突？
有关我的治疗态度和取向，其实在我前几年写的有关儒道平衡的几篇文章里面已经表达过，可惜的是，好像没有多少人能理解。 虽然粘附性认同这个概念才提出来，但是粘附性认同的现象大概是司空见惯的。这种感觉用吴和鸣的话来说，就是发觉好像“中国人没有超我，没有自我，只有别人”。
我觉得，治疗中出现下述这些现象也许我们要考虑评估一下认同模式中粘附性认同的比重——
（1）没有明确的心理病理的原因来做心理治疗。咨询者们往往的表达是“觉得闲着没事，来看看！”，“好奇！”，“想要学学心理治疗，也许以后有用！”，“就找个人聊聊！”，如果他们接触过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可能会有一个“心理学”的借口，如个人成长等等。
（2）一开始治疗就喋喋不休，而且所说的内容往往和他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如引经据典。
（3）看起来还比较健康但是比较孤独的咨询者，让治疗师经常产生的错觉是，“他为什么要来做心理治疗？”，如很多热情拥护精神分析但实际上又不太了解精神分析的未来的从业者。
（4）具有模糊的介于强迫和抑郁主诉，又会让人怀疑弗兰克尔所说的心灵神经症的咨询者。
（5）让治疗师产生如此感觉的咨询者，“这个人很好搞定！这个治疗太容易了！这是一个好病人。”
（6）经常在治疗中接听手机。这是因为手机是一个依附的象征。
（7）边缘性人格组织者和精神病性人格组织者。尤其是依赖型、自恋型、边缘型人格障碍者，很多此类患者的粘附性认同都很明显。
（8）治疗中出现迅速的好转，往往是在评估阶段就好转。
（9）治疗中出现突如其来的似乎人格崩溃的现象，让治疗师体验到无能为力感或者考虑要用药、转诊、住院，但是又不忍心。
(10)老在说别人怎么怎么说，或者很
（11）对人恐惧症患者。尤其是出现了所谓“敏感性关系妄想”。
（12）即便治疗师准确地表达了同理，仍然经常无法理解治疗师为什么要这么说。让治疗师感觉到对方头脑空洞，有些无计可施。
（13）情绪变化快，很容易频繁更换治疗师。那些我们治疗师幻想中的深仇大恨或者爱海惊涛，在患者那里来的快，去得快，像风中柳絮，粘到谁就是谁，一阵风来，又粘到另外一个人那里，而且改变了粘附的位置和形态。
（14）经常出现沉默或走神。
（15）很难遵守治疗的时间设置。
（16）广泛的恋物倾向，但是并不符合恋物癖的诊断标准。或者一开始就
（17）迷恋运动，尤其是健美。
（18）患各种心身疾病，尤其是皮肤科疾病和原发性哮喘，顺着治疗的进展，病情会有相关变化。 在粘附性认同者的治疗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莫过于保持治疗关系。
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对他们的治疗中，治疗关系本身决定了治疗有无效果，而治疗技术决定了治疗的效率如何。德国有谚语云：“结果好，一切好！（Endegut,Allesgut!）”，治疗效率低是固然让人不悦，治疗没效果就让人悲哀了。
之所以说困难，不仅仅在于建立关系困难，而且结束治疗更困难。经常出现结束的情况是，患者多次不辞而别，然后又回来。教科书上描写的那种一清二楚的结案很难做到。
建立和他们的治疗关系的确如Meltzer所说，在于“耐心的等待”。
吴和鸣有一个更加准确的描述，便是“陪伴”。
这种陪伴的过程中，治疗师需要注意自己的两个姿态，一个是“趴下去”，一个是“站起来”。
粘附性认同者内心深处就像一个在地上爬来爬去的小孩子，当他哭泣、呼喊的时候，他体验到了一些焦虑，但是他不太清楚地知道这种焦虑是否来自自身。
这时候，一个好妈妈会趴下去，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关切地询问、查看他需要什么，然后站起身来（或者抱着他站起来），去找来他需要的东西，满足他的需要。
当他满足之后，有游戏的需要时，好妈妈并不因为自己需要拥抱，就把孩子死抱着不放，而是把他放回地板上，然后自己再次趴下来，陪着他一起玩耍。
如此循环反复，孩子逐渐发现，原来当他焦虑的时候，妈妈的体验和他不一样，这样随着神经系统的发育，他逐渐能意识到这些焦虑的经验原来来自于自己内部，然后逐渐发展出一个有容量的自身来处理这些焦虑。
好妈妈的动作，趴下来—站起来—再趴下来，便是治疗师要做的。这方面，儿童治疗师是我们的表率。
这个比喻对成人治疗师来说，便是需要允许自己能够退行，变成一个介于人兽之间的小孩。和患者保持意识化的一致性反认同。
这个趴下来的过程需要治疗师的心灵（mind）发生暂时的、适应性的分裂，治疗师人格的一部分变得像患者一样，但是还剩下另一部分观察这一退行部分的活动。
自我分裂的能力对建立粘附性者的治疗关系十分重要。
有些治疗师的这种能力是天赋的，也就是说，这些治疗师的生长发育史决定了他们对粘附性认同者有着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同理心，他们几乎不用思考、不用理解，凭直觉就可以体验到粘附性认同者的内心世界。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治疗师，仔细分析起来会发觉其实他们在口欲期有很多的固着，偏执-妄想态是他们的主要心理位置。可是我们同时会发现，他们能够和很多我们看起来很困难、想尽办法都无法建立治疗关系的人建立很稳固的治疗关系，而且很容易就把这些患者治愈。
我们不免会带着几分妒意嘀咕：“这个稀奇古怪，幼稚可笑的家伙，在我看来根本不可能作治疗师的家伙，怎么可能治好这么难治的人？”
对我来说，答案是清楚的。他们的“稀奇古怪，幼稚可笑”恰恰便是他们成为治疗师最重要的资源和宝藏，他们因为“稀奇古怪，幼稚可笑”付出的痛苦的代价，在治疗中让他们能够对粘附性认同者的痛苦感同身受。恰这一点，决定治疗可以取得效果。
但是对很多没有这种天赋的人，是不是就不能给粘附性认同者作治疗了？
答案也应该是明确的。如果成为治疗师就凭天赋的话，还要培训干什么？
我们之所以成年后不能够、不愿意趴下来，并不等于我们生下来就是站着的，我们也有过在地上乱爬的体验。只不过我们现在自认为自己是成人了，不敢、不好意思趴下去。
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僵化的身份（identity）——或曰自我表象，自我认同——撑直了我们的脊梁，让我们趴不下去。
所以要处理的问题很明确：“我为什么害怕成为一个趴在地下的孩子？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其他人的答案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说，这对我意味着我必须面对自己的完全的脆弱、完全的无能，对别人完全的依赖的需要，以及我最深刻的恐惧，我怕我不存在，对我来说不存在比死还要可怕。
和粘附性认同者相处，让我们不断面对“我”的根源这个问题。这种焦虑会让我们不断地想从治疗关系中抽身而出。
于是我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移情（反认同）反应。比如说我们会过分的担心这个患者，生怕他不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他违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寝食不安，生怕他出什么事情，想要打电话去问，又害怕他来了之后粘着我们；或者我们会变得过分冷漠来保护自己，安慰自己，不过是个咨询者嘛，不就是几十块钱嘛，我还有很多咨询者的。或者开始引经据典，讲道理。
这时候我们未曾意识到的互补性反认同，让我们变得真正像患者的那个母亲一样。她会一把抱起那个孩子，紧抱着不放，胡乱往她嘴里塞东西，自己完全慌了神，然后发觉无效，就把孩子一把甩回去，躲在一边哭，心想：当初真不应该生他。
“当初真不应该接诊他。”大概是很多治疗师在面对粘附性认同者时的体验。
据我收集，还有的很多体验是——
当初我真不应该做这一行！
我凭什么受这种苦啊！
作治疗师真没意思！
我受这些苦，谁来管我啊？…… 其中一致性和互补性反认同都有。
在和粘附性认同者相处的过程中，我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对精神分析师的个人分析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治疗师的个人的变化也会很明显的。
他会变得能够更加接受孤独，更加富有创造力，更愿意主动的做事情，更能够让自己的依赖、脆弱表现出来，更加能够变得像个老妈妈，从而更加坚强。
他会更加吝啬生命了，做很多事情，都要掂量一下，这事情对我生命的意义如何？他也会更加渴望有一个信仰。
比如说我的改变便是我对佛教净土宗的信仰更加坚定了。这个信仰让我心中有了一个完美的支持性客体可以认同，让我能够面对存在焦虑。从而也更能够欣赏那些有坚定信仰的人（以前我会嘲笑他们），如共产主义者、科学主义者、宗教信徒等等。 粘附性认同者的移情模式在于他们首先需要一个固定的客体，然后又需要这个人（客体）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能够逐渐地放手，让他们自己行走。
其治疗模式和单纯的神经症患者的治疗有很大的不同——神经症患者的主要认同模式是超我认同——在对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我们不可能发现他们缺少什么客体就自己来代替那个客体，所谓“缺啥给啥”的治疗，不会因为他们缺乏妈妈的爱就变成妈妈来爱她，缺乏爸爸的指导就变成爸爸来教训他。
因为神经症患者他们具备一个过得去自我，他们具有反思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进行言语交流，他们内心有个三维的空间，可以装些东西。谈话治疗对他们有效。
而是粘附性认同者心里面没有个三维的空间，所以分析过程中的质对，解释基本没有用的。
往往发生的情况是，我们自以为得意的分析一通，患者要么是频频点头。其实他什么都没有理解，就像孩子也会对自言自语的母亲点头一样，他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只是条件反射告诉他，点头后妈妈会笑。要么是感觉一片混乱，这时候不是领悟时的那种神经症性的冲突性的混乱，而是体验到治疗师的焦虑后出现的典型的粘附性认同的“失整合”状态。
所以这时候治疗师还真变成了“缺啥给啥”，只要自己富余的话。我们治疗师的角色就像一个“宠而不惯”的父母。
需要的治疗技术很少，最简单也最困难。便是表达初级的同理心。倾听，重复患者的话，有时候接近于简单的模仿。而且，这种模仿不仅仅是言语层面的，更重要的是非言语层面的。
在和他们的交流中，非言语交流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治疗师要及时注意到这些信息。其中的细节太多，本文不可能一一列举。
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便是眼神的交流。
粘附性认同者往往目光涣散或凝滞，他们最大的特征是一般只会注意治疗师嘴部和足部。而且往往容易被运动的物体吸引，如飞虫、风扇等。
这时候治疗师要注意经常和他们保持目光的交流，经常看他们。也许很多人不相信，但是的确有时候目光就起到了治疗作用。
如果发现他们和我们目光交流时避开，可能需要简单的澄清，或者治疗师自我表露一下。 以上说的便是一个好妈妈做的“趴下去”的一小部分工作在治疗中的体现。
趴下去的治疗师像好妈妈一样，趴下去看着孩子的眼睛，孩子嗯嗯呀呀，她也嗯嗯呀呀，孩子唧唧咕咕，她也唧唧咕咕。孩子不理他，转过头去，她会跟上去，简单的澄清：“宝宝，怎么啦？生气了吗？玩累了，不想和妈妈玩了吗？”如果她推测是这样，便会要自觉离开。宝宝哭，她就会抱起来一边拍背，一边柔声地自我流露，“宝宝乖，宝宝别哭，宝宝哭妈妈也难受的。”同时表情是很镇定的。
这样孩子能够认同这个能够体会他内心的好妈妈，虽然她不知道妈妈叽里呱啦的说得是啥，但是他感觉得到，这个自言自语的女人那里是安全的，他说得那些话和这些莫名其妙不知来自何处的焦虑是有联系的，从而他下次便会用和这个女人那些叽里呱啦的声音相似的声音来呼唤她——比如这个女人挂在嘴里的“ma”,和“bao”字相近的“ba”。这个女人应声而来，他便会像这个女人一样镇定下来。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儿童精神分析师的训练课程中要安排儿童观察一课的原因，我们是去观察的，也是去求教的。 “趴下去”不容易，趴下去后再站起来更困难。
一个妈妈如果永远都趴在那里，孩子可能永远也分不清自己的妈妈的界限。永远都站不起来学走路。
所以好妈妈会不时站起来，离开孩子，让他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当时好妈妈站起来之后，不是仍开孩子不管了，她会看着孩子玩耍，帮助孩子拿来他需要的玩具，清除孩子周围的路障，同时限制孩子去玩一些危险的东西。
“站起来”意味着治疗师需要保持和患者适当的距离，同时需要主动地提供一些建议供患者选择。
这里的治疗模式又出现了和超我认同者的不同的地方。 在我刚刚接触心理治疗的时候，我听到的谆谆教导便是非指导原则，不要给患者出主意。
后来我和粘附性认同者（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概念）相处的时候，越来越发觉不给某些患者提出建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仔细观察了一些治疗师的治疗风格，包括我身边的成功治疗师和一些著名治疗师的案例。逐渐认识到，除了罗杰斯外，几乎所有有经验的治疗师在治疗中都会提出建议，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特别是认知-行为治疗者。
虽然建议不等于直接的包办代替，虽然我们提建议的前提是，我只是表达我自己在类似情况下会如何处理，但是这种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你还是要由你决定。
但是，无可否认，治疗中的任何建议都会有包含有暗示和控制的含义。
这便是治疗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控制那么反感？
而我们面临的人类世界便是建立在控制的前提上的。所谓国家便是暴力机器。
我发觉，原来希望没有控制的状态和希望自己不要在人世间活下去是一模一样的。
对治疗性控制的反感往往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治疗师本人无法完成对自己父母的认同；一是对患者的一致性反认同的反映，很多粘附性认同者的确十分反感他们的父母对自己的控制，虽然他们其实又需要一定的控制。
就我的经历来说，我比较幸运的是，从事过管理的工作。这让我面对控制时的很多阉割焦虑和被害焦虑能够得到处理。
所以在我运用认知-行为技术的时候并没有遇到太大的自身阻力。我也并不害怕自己的几个小建议会毁灭我的咨询者或者我自己。他们大多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情况修改或放弃这些建议。 对于粘附性认同者来说，治疗师提出的建议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建议这个行为的出现。这倒符合形式主义作家的口号：形式便是内容。
提建议这种形式会让他们感到，“哦，有双眼睛替我看着周围的事情呢。”从而感到安全，能够敢于探索治疗师的内心世界，逐渐过渡到接纳和认同治疗师的功能。 还需要注意界限的划定，让患者们有一个三维的空间。
躯体的接触是要非常小心的，这方面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据说有种身体治疗，比较提倡躯体的接触。
但是我从粘附性认同者的紧缩的肢体看来，估计他们似乎已经太缺少舒展肢体的空间。
所以有时候我会征求他们对我们座位的距离的意见。
时间方面的距离最好由他们来确定，所以在商讨治疗频率的时候。治疗师可以给出他一个范围（如每周1-3次），由他根据自己需要的来选择。在治疗中，这种治疗频率的调整是很常见的。而且，他们迟到、违约也是常见的。
治疗师有时候会误以为这种破坏时间设置行为是神经症者的付诸行动，去分析攻击性等等。其实他们的困难在于他们缺乏时间知觉，他们的养育者没有给过他们一段时间来体验自己的存在。所以对他们来说，一个我们熟知的线性的时间观是不存在的。他们不能理解治疗时间设置的意义是什么。即便治疗师嘴皮说烂也是起效甚微。往往治疗师微笑着提醒他：“迟到了没关系，下次争取按时来！”就行了。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学会使用时间，通过用时间体验到时间的意义。治疗师只要确定一个有些灵活度的范围就行了。
就像妈妈不会要求连话都说不好的孩子一定要六点准时吃奶，六点钟零五分之后哭泣叫唤就一滴奶水都没有一样。
过度强调时间会让他们造成他们的失整合状态的频繁出现。 但是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便是治疗师需要坚持时间、空间可以有一些灵活性，但是一定要在当初划定的波动范围内。不能让这个波动范围越来越大。 体现“站起来”姿态的另一个常用的技术是结构化技术。最好在治疗初始访谈的时候就使用，在治疗的每个中还要阶段都需要告诉他，我们走到了哪一步。
就像妈妈鼓励学步的儿童那样，虽然孩子可能不知道妈妈那句，“加油！还有两级台阶就到家了”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知道在跳两步就可以回去玩玩具，妈妈会很高兴。
在“站起来”的过程中，治疗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不敢放手。害怕自己一走开，这个人就要完蛋，所以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和他走得太近，甚至会付诸行动，频繁打电话查岗，叫患者早请示，晚汇报，出于自己的要求增加治疗时间等等。
治疗师这种不放心的心态有很多来源，最常见的来源是互补性反认同了那个面临分离焦虑的妈妈。
这个妈妈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心身憔悴的不行，当然生怕这个孩子再出点什么事情，比如说磕磕碰碰。有时候这种分离焦虑甚至会让治疗师出现心身疾病，如胃炎发作，失眠等等。
所以找不到督导的时候，去做体检，也有帮助，看看自己的焦虑反应在那个部位上。
至于酗酒、嗜烟、贪嘴、收藏等等，已经是治疗师的职业病。就像教师免不了要下肢静脉曲张，司机免不了得痔疮一样。
天天面临分离焦虑是我等本职工作，习惯了就好。 给粘附性认同者作治疗的过程中，特别是面对分离焦虑时候。我出现的一个改变便是理解了母亲，理解了什么叫做“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虽然反驳朱熹这句话容易。
任何一个妈妈，不管是好妈妈还是坏妈妈，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至于那些养一大堆孩子的妈妈，简直让人崇拜到五体投地。 总的来说，在建立和粘附性认同者的治疗关系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治疗师自己。
治疗师如何发展自己的容纳空间，如何活化自己僵化的同一性，如何进行适应性分裂是治疗师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无外乎几条：接受个人分析，参加培训，儿童观察，自我分析，寻找信仰资源。 4.2治疗过程和治疗目标
总体上来说，治疗的第一阶段的治疗关系是固化依附为主，这时候的治疗关系是主动一被动型的。治疗师会主动一些。
大部分粘附性认同者在这时候都会形成较不错的移情关系。
这是因为他们的移情模式也是像孩子一样单纯，他们便是要找一个“印刻客体”。只要治疗师自我功能过得去，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印刻客体。所以这时候治疗师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在那儿”。既是海德格尔说的形而上的Dasein,也是实实在在的治疗师的肉身坐在他们旁边。
这个阶段容易出问题的情况是治疗师误把粘附性认同的表现当作压抑阻抗、移情阻抗，乃至超我阻抗、次级获益来处理。这就好像把孩童的手淫看作道德品质问题处理一样。
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候那些对“阻抗”的分析解释往往被当作耳旁风，不但毫无效果，反而治疗师那种咄咄逼人的焦虑会激发患者的失整合焦虑。
往往吓跑了他们。
这时真的阻抗出现了，而是一出现便是一去不复返的付诸行动。
其实粘附性认同者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阻抗的。
他们太纯真，还没进化到神经症那么复杂的结构。 但是这时候他们的确会有具有特征性的阻抗出现，便是“假自我”阻抗。
也就是说他会表现出一个通过粘附性认同得来的假自我，这个假自我还和真自我一模一样，有各式各样的症状，有各式各样的移情和阻抗。但是，它和霍尼所说的神经症患者的假自我的最大区别就是短暂性。
简单的支持性治疗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听这个假自我说话，阻抗就可以被处理，它就可以好转。
不过我发现，假戏真做可能对治疗更有利。
因为这个假自我其实是个很大资源，它之所假，是因为没有被患者内化。如果我们假戏真做，真正地对她进行分析、解释，或者进行认知-行为疗法，它会变成一个健康的自我。
在后面的治疗中，这段经历可以被提取出来，供咨询者们使用。
他们会发觉，“对啊，我刚做治疗的时候曾经很好的。”
这样，那个很好的“我”会被他认同内化，从而弄假成真。
所以，当粘附性认同者的假自我出现突然好转时，也可以当作逃入健康，移情神经症来处理。
处理结果便是失整合焦虑出现。治疗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建立患者的内心空间。这个阶段对治疗师来说很辛苦，不停地趴下去站起来。前文所述的治疗关系的大部分内容都和这个阶段有关。
这时候某些患者会开始进化，首先，他们的非言语交流会出现变化。眼神会改变，能够逐渐和治疗师的目光有些交流，肢体也比较舒展一些，一些咨询者会出现喜欢打扮的情况。
这种打扮和表扬型患者的那种移情付诸行动的打扮不同，其实服装是他们的次级接触形式。他们看似有一些初步的情绪想要表达，但还不知道如何表达。
其他的次级皮肤形式也会出现。也有的人会表现出沉默。这个时候治疗师的技术上同理心的层次可以稍微深一些。治疗师的沉默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技术。
这个阶段完成后，患者最大的变化就是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改善。很多患者会选择在此时便结束治疗。往往是以不辞而别的方式结束。即便治疗师会一再强调结束的处理。
接着就进入了治疗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处理分离焦虑。
处理粘附性认同分离焦虑固然重要，但是我发觉治疗师的分离焦虑更难处理。
也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好办法。总之便是“舍得”这两字。所谓—— “欲得必先舍，舍后方能得。 欲舍必先得，得后才可舍。 看似求不得，实乃舍不得。”（李冽，《舍得偈》） 处理粘附性认同者这时候的分离焦虑在技术上没有很多特殊的地方。
只不过要注意节日、治疗师度假、出差等等可以分离事件。特别是治疗师出差，周末歇息，或者有事需要更改预约时间，这样短短的分离对治疗师可能觉得无所谓，对他们却可能会有很大的意义。
对分离焦虑的处理是决定治疗效果的分水岭。在处理中可以调用以前的那个假自我。有时候认知-行为技术也是很有效的。
如果出现需要转诊的事件，一定要注意只有在咨询者自己完全同意自愿的情况下才停止治疗，停止治疗的时间要由他自己来选择。同时要明确表明转诊的原因在于为了患者更大的利益，如果患者愿意继续这个利益不大的治疗，或者愿意回来找原治疗师，治疗师也愿意陪伴他。
要不然，患者很容易出现被抛弃感。
接诊治疗师在处理的时候首先碰到的便是投射性认同的处理。这时候接诊治疗师要注意不要对前任治疗师的工作作任何评价。不管是心里面很赞赏同行，很为对方打抱不平，还是自己也反对同行的做法。接诊治疗师也要表示只要患者愿意，他可以任何时候回到原治疗师那里。
粘附性认同者在此时会出现“往返现象”。如很多人会来来回回几次在几个治疗师将漂来漂去最后才定下来在一个治疗师那里治疗，或者有些患者会出现同时在多个治疗师那里就诊的情况。
这种源自粘附性认同的移情阻抗是否需要进行分析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个人的经验是，分析比不分析，装作没看见的效果还要糟糕。稍微有一些效果的方式是和患者讨论往返现象的感觉和情绪，从而对患者的往返行为的原由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时候治疗师别忘了提醒自己“等待”这两个字。至于是否需要自我流露另当别论。
第三阶段如果有需要的话，最好能合并家庭、集体治疗。
第三阶段过后，一个比较相对有好些抗冲击能力的固定的依附关系形成，这往往会是几个治疗师分工协作的效果。如果我们有幸成为了粘附性认同者这第三阶段末期的治疗师，千万要注意的是，别忘了感谢以前治疗师的辛苦工作。
第三阶段完成，粘附性认同得到了初步的处理。但是治疗并没有结束，虽然患者好像是好转了。
后面还有一个很长的处理其他各种认同模式的阶段，换句话说，我们日常熟悉的对神经症患者和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模式，在此三个阶段完成后才“真正”开始。
至于这三个阶段会持续多少时间，我的看法是，治疗师的容量有多大，治疗的速度就有多快。
我的确见过有超大容量的治疗师的一两个案例似乎在5、6次治疗时段内就可以完成这三个阶段，就我本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在20次的时段内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的。
有些粘附性认同者一来就是处于第三阶段，这是我们的幸运。
往往的情况是，他的头两个阶段在他日常生活的资源中已经得到解决，某些人在他生活中承担起了“治疗师”的角色，如朋友、老师，妻子、亲戚等等。或者是他已经通过一些方式进行了没有察觉到的自我治疗，如中医、哲学、宗教、气功、阅读，激励训练等等。
偶然的情况下，我惊奇地发现，这三个阶段的关系变化，居然和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周易》蕴含的哲理符合，即“简易—变易—不易”，不知道这是否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粘附性认同者以及对我们的治疗师的影响？ 和粘附性认同者的治疗中，还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便是治疗目标的设定。
不过，治疗目标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意义，和他们设定治疗目标，要么是根本想不出什么目标，要么是想出一个口号式的目标。
即便有了个具体的目标，也往往会忘记的。这是他们没有线性时间感的表现。当然运用治疗目标来使用结构化技术，促进患者线性时间知觉的形成也无不可，然而也不是必需的。
那么，为什么还说治疗目标至关重要呢？
因为治疗目标往往最能体现文化对心理治疗的影响和治疗师自己的移情-反移情的冲突。
在做治疗的时候，治疗师往往心里都会有个或明或暗的目标。比如说，“症状缓解，社会功能恢复”，比如说“自我功能改善，具备自我分析能力”，“个人成长，具备明确的自我界限”等等。
这些目标用到粘附性认同上，往往造成很大问题。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所有的认同模式，包括粘附性认同在内，都是一种心灵生活风格。
这种心灵生活风格是否是当事人需要的，他是否愿意改变自己的心灵生活方式并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他的自由，是他基本人权。
我们治疗师没有必要去做他们的心灵生活模式指路明灯。更没必要咬牙切齿地硬是要把他们“治”出一个符合弗洛伊德、罗杰斯、贝克设计的“自我”才罢休。
有学者提出，粘附性认同便是环境认同，很有道理。粘附性认同是依据环境发展的，要把这种环境认同“搞掉”，是否不利环保？
往往出现的问题是，他们的确有了一个那种适合去欧美文化下生活的自我了；的确一点都不依附父母和权威了；的确很真诚了，句句都是大实话。
可是他生活的环境没变，他这样的自我往往是处处碰壁。
我亲眼目睹几位朋友，具备了这样的自我，可是生活却更加艰难了。
有个19岁的女孩子，做了心理治疗后，认识到自己需要“做回自己”、“接纳自我”，“过我想要过的生活”，于是自作主张退了家里面给她定的亲，自己找了男朋友并和男友同居，由于手头拮据，原本完全交给父母的工资也不交了。
其父母大为光火，从农村赶进城，责问她这个孝女为何如此“疯狂”。
她的回答是便是那几句，“做回自己”、“接纳自我”，“过我想要过的生活”。
父母问她为什么不交钱，她反而教训父母没有分清和自己的“界限”。
气急之下，父母把她扭送回当地的精神病院。这时候，她自然会痛骂父母，脏话不绝，包括很多次出现的这一句，“你们都是要害我！”
熟读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精神科医生自然看得出来，她有妄想，她社会适应不好（她的确适应不了当地的文化氛围）。于是住院一月，服用氟哌啶醇，后发现她有抑郁又用了舒必利，氯丙咪嗪。
住院期间全家族的重要人物包括某些乡亲轮番给来教训她，包括某些医生和护士都一致认为“你当然疯了，你爹、你娘把你拉扯那么大，你怎么那么骂他们？”
她后来逃到武汉打工。
来找我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她告诉我说：“我那时候终于明白，我只要好好听医生、父母的话，就可以出院。所以我就假装很听他们的话，结果他们就放了我。我爹还送了块腊肉给那个医生，感谢他。……”
其余的话都是痛骂和委屈。她出院后就偷偷存钱，忍气吞声一年后，就逃跑。
我们治疗结束的时候，她告诉我，即便她可以谅解父母，但是她一辈子都不敢再回家乡。
而且她告诉我说，她父母之所以把她送到精神病院，是因为村里面以前有个女孩也是和她一样的情况，也是送了县里的精神病院就听话孝顺了。
让人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悲剧我还不止见过一次。当然，这里面的责任不在心理治疗师，也不在那些乡亲们和精神科医生。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我们在给粘附性认同者的治疗目标究竟是完成我们设想中的“治愈人格”，还是根据患者的自己的需要出发，帮助她的粘附性认同能够适应她的生活环境的同时，又最低限度地减少痛苦？
我个人坚决支持后者，因为前者是以医生的价值观为中心的。
治疗目标的设定往往会受到治疗师个人的自我理想的影响。
故在设定治疗目标时，医生最好考虑一下自己的自我理想对治疗目标的影响，反思一下自己对自我理想的接受程度如何？治疗目标有多少成分是治疗师想要借助当事人实现自己的自我理想？ 粘附性认同修通后的感觉现在对我来说也还是未知数，也许是“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
也许苏东坡的另外一首会更切景—— 芒鞋不踏利名场， 一叶轻舟寄淼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 静无灯火照凄凉。 （苏东坡，《雨夜?宿净行院》）
5.结语
在此文写作即将结束之时，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晚，我突然想找一本《道德经》看看，那是一位老教授送给我的。
翻遍书架，不见此书。
于是焦虑不安，后安慰自己：“《道德经》到处都是，不见就不见了。”
次日，在办公室，无意瞥见书架上韩少功的《鞋癖》，想到与此文可能有些关系。
随手翻看。
文中三段话颇有感触。
第一段，页，小说《鞋癖》的开头——
“妈妈说，爸爸理发去了。妈妈说这话的时候是二十多年前。”
第二段，页——
“我仍能嗅到父亲的气息，是他腰腹处一轮轮油脂渗溢出来的湿热，是他腋下汗渍的微酸以及五洲牌药皂的余香——妈妈常要她用这种药皂，防治他的神经性皮炎。
这种气息来自于那一个晚上。当时我跟着他假期支农后刚刚回家，睡在一只竹床上。我睡了，背上很痒很舒服。我发现他正轻轻抚着我光溜溜的脊背，小心剔着我背上晒脱落了的皮膜。
似乎在对妈妈说话又像在自言自语：‘毛它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跳一百二十斤的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
（注：上文中人称“它”字乃原文如此，非本人笔误。）
我惊异万分，父亲居然能像其他父亲一样，对我有如此亲昵的举动。他平时为什么总是离我远远的？” 第三段,《鞋癖》结尾，页到页——
小说中的“我”在家里找一本《澧州史录》，遍寻不见。此刻妻子递过一本《万年历》，
问：“这本有没有用？”
“我”想到了《万年历》的畅销，想到——
“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去抢购它，为什么突然关心身后那么多不属于他们的日子。那些日子只是一些数码，每一页都差不多，不会有你我他，只有数码和数码和数码。但那些不会有你我他的数码里是否还隐藏着某只饭碗的无端炸裂呢？
我想会有的。但我无法在数码中探查那一次次炸裂隐在何处。我把一万年岁月在手中哗哗翻过去。
白光一闪。
我听到阳台那边，父亲坐的藤椅咯嘎一响。” 当晚，我见到了书架上那本没找到的、老子的《道德经》，它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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