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追求权力、威望和财富
最后，羞辱倾向可能隐藏在赞赏倾向背后。由于施以羞辱和表达赞美是两件截然相反的事情，所以后者给摧毁或掩盖前者提供了最佳途径。这也是这两种极端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原因。这两种态度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分布方式，其分布的依据因人而异。它们也可能分别出现在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一个阶段普遍藐视众生，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崇拜英雄；也可能是重男轻女，或重女轻男；或盲目崇拜一两个人，而同时蔑视其他所有人。只有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才得以观察到这两种态度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一个病人可能同时盲目崇拜和藐视分析师，要么压制其中一个态度，要么徘徊于两种态度之间。
就财富追求而言，敌意的表达方式往往是一种剥削他人的倾向。渴望欺骗、偷盗、剥削或挫败他人本身并不是神经症。它可能出于文化模式，或有现实情境的担保，或对于利己问题的正视。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倾向充斥着某种情绪。即使他从中得到的好处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一旦得手，他就会得意扬扬、耀武扬威；例如，为了找到便宜货，他可能会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完全不计得失。他这种成就的满足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他感觉自己以智取胜，一个是他感觉损害了别人。
剥削他人的倾向可以采用许多形式。神经症患者如果没有得到免费治疗，或者感觉物非所值，就会对医生心生怨恨。如果员工不愿意无薪加班，他就会对他们大发雷霆。在与朋友和孩子的关系中，剥削倾向常常通过声称他们有这种义务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如果父母据此要求孩子牺牲，就很可能彻底毁掉孩子的人生，而且即便这个倾向并不以如此具有破坏力的形式表现出来，任何认为孩子的存在是为了给自己带来满足的母亲都势必在情感上剥削孩子。这类神经症患者对其他人也可能有所保留，如他本应付的钱、他应当传播的信息、他本应给予对方的性满足。剥削倾向可能通过重复的偷盗梦境而显露出来，或是他偷盗的意识冲动，而这个冲动一直被自己压抑着。他可能在某些时期曾是个偷窃癖者。
这一类人往往并不觉得自己在蓄意剥削他人。一旦别人对他们有所期望，由此导致的焦虑就可能使他们发生自我抑制。因此，他们可能忘记买别人期待中的生日礼物，或者一旦某个女人屈服于他们，他们就变得虚弱无力。然而，这种焦虑并不必然导致现实的抑制，也有可能在一种潜在的恐惧中变得越加强烈，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压榨或剥削他人，而事实上他们确实如此，尽管他们在意识上会愤然否认这个意图。甚至，某些并未表现出这些倾向的行为也会让他害怕，与此同时，他仍然不知道其实自己在其他行为中压榨或剥削了别人。
剥削他人的这些倾向伴随着一种羡慕、嫉妒的情绪态度。如果别人拥有我们很想具备的某种优势，大多数人都会感到些许嫉妒。然而，正常人嫉妒的重点在于他会设法让自己也拥有这些优势；而神经症患者的嫉妒目标是即便他完全不需要这些优势，他也会嫉妒别人具备这些优势。这种类型的母亲常常嫉妒孩子的快乐，并恐吓以“乐极生悲”的危险。
神经症患者会为嫉妒的态度寻求一个合理的依据，借此掩饰这种态度粗鲁的一面。别人的优势，不管是关于一个玩偶、一个姑娘、一种闲暇还是一份工作，在他们看来都太荣耀、太出色，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的嫉妒完全合情合理。这种辩解可能只有借助于无意识地歪曲事实：低估自己，幻想别人的优势是他真正想要的。这种自欺竟然能使他真的相信自己之所以处于一种痛苦状态中是因为他没有别人的这个优势，而全然忘记自己在其他所有方面具备的那个人所没有的优势。由于这种歪曲，他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他无法享受和欣赏任何可能得到的幸福。然而，这种无能保护了他，使他免受别人可怕的嫉妒。他并非有意不让自己满足于他所拥有的一切，就像很多正常人一样，他们有很好的理由保护自己，以免遭受某些人的嫉妒，因而歪曲他们的真实情况；他做了全面且彻底的歪曲工作，而且真的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愉悦。最后，他想拥有一切，但由于他破坏性的动力和焦虑，他最终两手空空。
很明显，剥削或压榨倾向，和我们讨论过的所有其他敌意倾向一样，不仅来源于受损的人际关系，还会引发更深的损害。尤其是，如果这个倾向多多少少是无意识的，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这必然使他对别人感到难为情，甚至是羞怯。对于那些他无所期待的人，他可能处之泰然，但一旦有可能从某人身上获得任何好处，他就会变得不自在。这个好处可能是某些实实在在的事物，如信息或建议；也可能是某些无形的东西，如未来的某个时候得到他人青睐的可能性。和所有其他关系一样，性爱关系也不例外。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面对她不在乎的男性会表现得率性自然，但面对她想要赢得好感的男性，就会感到拘泥窘迫。因为对她来说，得到他的爱的意义等同于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这类人可能有特别强的赚钱能力，因而把他们的冲动引入积聚财富的轨道之中。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形成一种致富领域的抑制性反应——迟迟不肯索要报酬，或功高薄赏，因而表现得比真实情况更慷慨大方。然后，他们很可能开始不满自己的微薄收入，并常常不知道这种不满的缘由。如果神经症患者的抑制已经分布到他的整个人格中，结果就是他通常无法独立自主，并且他将不得不靠他人的支持。然后，他会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借以满足自己的压榨倾向。这种寄生态度并不一定表现为一种极端粗俗的形式，即“世界欠我一条生计”，还有可能采取更为巧妙狡猾的形式，即指望别人去帮助他、采取主动、为他的工作事宜出谋划策——简而言之，就是指望别人为他的人生负责。总的来说，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人生态度：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没有清晰的概念，不知道有所建树还是碌碌无为其实全在于他自己，他反而表现得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似乎好坏都是在于外部因素而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似乎他有权从别人那里指望好事，并为所有坏事而责怪他们。由于在这样的情形下，往往产生的坏事比好事多，所以他难免对这个世界心生愤懑。在爱的神经症需要中也能发现这种寄生态度，尤其是在爱的需要采取追求物质帮助的形式之时。
剥削或压榨的神经症倾向的另一个常见结果是：他为受人欺骗或剥削而感到焦虑。他可能生活在无尽无休的恐惧之中，害怕别人利用他，害怕被人窃取金钱或观点，他会害怕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害怕别人对他另有所图。如果真的被骗了——诸如出租车司机没有走最近的路或服务员要价过高，他就会变得异常愤怒。向他人施展凌辱倾向的心理价值非常明显，对他人义愤填膺远远比积极面对个人问题更令人愉悦，而且癔症患者常常把谴责当作胁迫手段，或迫使对方内疚并借此折磨对方。辛克莱·刘易斯在其作品中通过多兹沃思夫人这一人物对这种策略有非常精彩的描写。
权力、威望和财富的神经症追求，其目的和功能可粗略地图示如下：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成就之一，就是看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神经症表现中的作用及其伪装。然而，阿德勒认为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倾向，而这些追求本身并不需要任何解释说明；他把它们在神经症中自我恶化的原因追溯到了自卑感和生理补偿。
弗洛伊德同样看到了这些追求的诸多内涵，但他并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待。他认为威望追求是自恋倾向的表达。他对于权力和财富追求以及其中涉及的敌意的看法独出心裁，认为它们是“肛门—施虐阶段”的衍生物。但后来，他也承认这种敌意无法还原为性本源，于是认为它们是“死本能”的表达方式，因而始终忠于他所提出的生物导向。无论是阿德勒还是弗洛伊德，他们既没有发现焦虑在引发这种动力方面的作用，也没有看到它们的表现形式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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